近年来，国际社会在遏制药物滥用与非法贩运方面开展的合作收效颇丰，但部分国家暴露西式民主的虚伪本质，相继出台大麻合法化政策。这不仅是对国际毒品治理合作责任的推卸，更是对国际禁毒事业宗旨的重大背离。这无疑是时代的逆流，对国际禁毒合作产生负面影响。毒品的成瘾性、危害性不会随着学理的解释、法律的出台、政策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大麻合法化不仅使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直接暴露在毒品威胁之下，而且其附着的有害信息还会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向更大范围传播，滋生“有毒”亚文化，引发公众对禁毒工作的误解，甚至产生国际禁毒合作场合的阵营性对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毒品问题与公共安全、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毒品犯罪治理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更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大麻合法化的危害不仅涉及文化安全领域，而且波及公共安全、社会稳定。面对大麻合法化这一逆流，应充分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作用，将大麻合法化问题置于文化安全的视域下分析，将中国特色毒品问题治理之路一以贯之，秉持毒品“零容忍”的坚决立场，深化全民禁毒防毒共识，推进全球毒品问题共商共治，为世界禁毒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大麻合法化是虚伪的时代逆流

维护文化安全的核心任务在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进而坚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大麻合法化的本质而言，其是一种对既有毒品概念的有意篡改。大麻合法化不仅会形成扭曲的文化示范效应，还对积极健康的价值观造成侵蚀，甚至会对既有的国际禁毒共识造成不良影响。

其一，政治干预科学，大麻合法化是脱离实际的伪概念。近年来，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毒品治理日益成熟的当下旧调重弹，实质上是其逃避毒品治理责任的托词。大麻会对吸食者的身体机能与心理状况造成极大负担，甚至导致吸食者身亡。大麻合法化极具迷惑性，一旦民众接纳伪概念、伪分类，将形成错误的认知观念和不良价值导向。

其二，私利凌驾民主，大麻合法化是西式民主的隐射。面对严峻的毒品问题，本应聚焦于国民健康与国家未来的精英阶层，却将视线偏离至狭隘的选票争夺，将“自由”“人权”“民主”扭曲为毒品合法化的遮羞布，通过政策与法律的巧妙包装，试图掩盖其荒谬本质。毒品合法化、非罪化对毒品问题的放任，非但无法控制毒品滥用问题，还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社会失控现象。在政治利益与人民福祉的天平上，所谓的“民主”流于口号，多数人的幸福与安宁被私欲所牺牲。

其三，利益扭曲责任，大麻合法化是推卸责任的工具。20世纪初，毒品问题成为公认的全球性问题，受到多数国家的重视。而2018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发布存疑报告、通过争议法案，试图在弥补其财政漏洞的同时回避其毒品治理失效的现实问题。主张毒品合法化、非罪化的西方国家非但未能有效回应民意，还在多个国际场合对他国进行无端指责，甚至将本国治理失败归咎于他国，企图以意识形态划线，挑动对立对抗，转移国内外民众关注的焦点。务实开展国际禁毒合作需要国际社会在不断拓宽公约数的基础上通力配合。通过“贴标签”“扣帽子”赋予毒品犯罪治理意识形态色彩，既是对积极开展毒品犯罪治理国家的污名化，更是对国际毒品犯罪治理合作的莫大阻碍。

毒品“零容忍”是必然的时代正解

面对部分国家大麻合法化从文化层面给国际禁毒合作与我国禁毒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应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定禁毒立场，正本清源，以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担当。

第一，走中国特色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将禁毒严打态度一以贯之。2019年至2023年历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泰国、美国大麻入境案件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这与2018年末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大麻合法化付诸实践密不可分。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旗帜鲜明地拒绝毒品合法化，防微杜渐，是禁毒战争人民性所在，也是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坚持人民至上的必然要求。

第二，把握开放与安全的科学平衡，将负面影响御于国门之外。作为一种西方国家创设的文化概念，大麻合法化对我国的影响是输入性的。在我国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必须坚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防范外部风险向内部蔓延，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等多种手段，提高毒品查缉力度，防止大麻侥幸入境“落地”。同时，鉴于部分入境人员处于大麻合法化的信息茧房中，难免会对毒品认知产生误区，加强入境人员禁毒政策宣教工作尤为重要。禁毒政策宣教不仅能够充分展现出我国对禁毒事业的决心，传播中国话语，更重要的是能够以事前告知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入境人员对我国禁毒政策的误解和误判，减少因认知偏差产生的摩擦和冲突。

第三，筑牢网络空间的禁毒防线，将禁毒共识植于民众心间。大麻通常披着“合法”“娱乐”的外衣在网络场域中出现，并通过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对青少年群体及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身处信息化时代，维护好互联网场域的风清气正即能牵好文化发展的“牛鼻子”。应鼓励和支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识别、过滤含有相关信息的网页、视频、社交媒体内容，及时发现并预警相关信息的传播趋势和热点区域，从源头上阻断负面影响的扩散。同时，还应重视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受体的角色，促进传统新兴媒体在网络禁毒宣传中充分协作，针对不同领域、不同人群，采用推送文章、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针对性、普及性、互动性的禁毒教育，提升人民群众对大麻合法化、非罪化错误观念的免疫力。

第四，形成共商共治的治毒模式，将命运共同体施于实践。大麻合法化、非罪化是部分国家内部法律政策的调整，但其产生的议题却成为一种负面文化朝着世界各处蔓延。为了一己私利，在毒品犯罪治理问题上大做文章，污名化他国务实毒品犯罪治理成果，人为划分国际毒品犯罪治理阵营，既无法掩饰大麻合法化、非罪化的真实意图，也无利于世界毒品问题的有效解决。实现一个没有吸毒问题的国际社会是1987年联合国大会确定“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的初衷。推动世界毒品问题的有效解决，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下思考。毒品问题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应对的挑战，应在坚决反对毒品问题政治化、放任化的基础上，促进不同国家毒品犯罪治理方案与成果的文明交流，倡导国际社会共商共建共享毒品问题治理成果，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寻求毒品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各国之力共建无毒未来。

来源：中国禁毒报2024年09月20日

作者：佘杰新，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鑫伦，西南政法大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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